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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对口支援如何向纵深发展

发布时间:2019-03-14 作者:《中国民族教育》记者 赵小雅 张滢 赵岩 来源:中国教育报

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是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迫切需要,是促进边疆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而对口支援工作,对于推动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等,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新时代,高校对口支援如何向纵深发展?3月8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师范大学校长刘仲奎做客中国教育报刊社“两会E政录”演播室,就此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

支援高校要提高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支援”本身,要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定位支援高校与受援高校之间的合作,共同解决受援高校所在地区的关键问题,从而构建新时代高校对口支援的新模式。

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师范大学校长刘仲奎:

对口支援不仅仅是支援高校单方面的付出,也不是受援高校单方面的接受。受援高校必须找到自己的学科优势、特色特长,从而和支援高校互相取长补短,在合作过程中达到共赢。

    高校在交往交流中逐渐实现交融

记者:北京师范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是高校对口支援中的一对支援学校与受援学校。能否请程书记介绍一下北京师范大学在对口支援上的思路和具体做法?

程建平:大家可能不知道,北京师范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抗战时期,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主的西北联合大学西迁,在我国的大西北地区留下了高等教育的火种,今天的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农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高校都是由西北联大发展而来的。

作为首批对口支援高校,北京师范大学从2001年开始对口支援西北师范大学。从学校层面,历任党委书记、校长高度重视,成立了对口支援领导小组,每年研讨对口事项,协调学校各有关部门开展工作。我们还跟西北师范大学每年开展交流会,讨论每年的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

过去的十几年中,北京师范大学在支援西北师范大学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以及干部培养交流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比如,我们与西北师范大学联合培养MPA(公共管理硕士),帮助西北师范大学成为甘肃省第一所有MPA培养资质的院校。另外,我校优势学科教育学、历史学等支持西北师范大学相关学科建设,同时联合申请科研项目,包括专业硕士点、博士点的申请,实行学术资源的共享。我校每年还会派著名的学者、专家到西北师范大学讲学。

可以说,在对口支援的过程中,我们和西北师范大学互相帮助,为西北师范大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记者:刘校长,西北师范大学作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共建的重点大学,也是首批受援学校,您觉得高校对口支援对学校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带来了哪些变化?

刘仲奎:就像刚才程书记讲到的,西北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同根同源,一脉相承。抗战时期,北京师范大学在西迁办学的过程中由一所学校变成了两所学校,就有了现在的西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迁办学的过程,对中国高等教育在中国西北部的布局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鉴于这个历史渊源,两所学校的专家、学者、教师们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在长期、大量的交流、交往过程中,又产生了情感上的交融。

对口支援工作对西北师范大学的建设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得我校实现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能力、学科建设三方面的提升。

人才培养方面:对口支援工作开展以来,北京师范大学为我校共培养了52名紧缺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接收了55名教师、7名行政干部进修。

科研能力方面:两所学校的教师通过承办大型学术会议,共同承担科研项目,参加学术交流,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学术资源的共享,对我校的科研能力有很大的提升。

学科建设方面:我校的学科建设起步较晚,博士点数量比较少。北京师范大学为了支持我校的学科建设,同意由我校的教授担任北京师范大学的兼职博士生导师,这些工作对我们后来的博士点建设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还有心理学专业的建设发展过程中,也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各方面的支持,包括人才培养、大型学术会议的组织等。

另外,在潜移默化中,我们还学到了很多办学、治学的理念,包括做学问的方式、人才培养的方法,等等。同时,我们两所学校都有教师教育的特色,面临的问题是共通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很多也是共通的,有很多交流的空间。

    切实拓展对口支援的高度深度广度

记者:程书记,作为支援学校一方,您如何理解与认识高校对口支援工作?在您看来,在哪些方面重点发力才能更好地起到助推受援高校发展的作用?下一步,学校在支援工作中还有什么新思路与新做法?

程建平:党的十九大和去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明确了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也是区域发展的最大动力源。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中西部高校将成为推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主力军。相应地,推动西部高校的发展就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已经开展了近20年的教育对口支援工作,有必要对这种方式进行系统总结和梳理。新时代,需要切实拓展对口支援的高度、广度和深度。

如果说,过去我们是在“治标”上下了更多功夫,今后就要更多地在“治本”上发力,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从去年开始,教育部组织北京师范大学全面对口支援青海师范大学。这种支援的模式在原有合作的基础上,增加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联合多所大学支持一所大学。比如说,受援学校的一些学科不是我们的长项,那么我们就牵头,和兰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山东大学联合起来,4所大学共同支援。这种方式借鉴了清华大学联合多所高校共同支援青海大学的做法,青海大学这几年的发展证明这种模式是比较成功的。二是我校选派了常务副校长史培军去青海师范大学担任校长。三是我校和青海师范大学共同成立了高原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打造了公共平台,开展学科研究和人才培养。过去,专家走了但没有留下平台,现在这种对口支援模式留下了长期合作的平台。我们还选派一批骨干专家去青海师范大学长期或短期任职,让我们的强势学科与青海师范大学的被帮扶学科对接。另外,我们还将组织青海师大的优秀学生到北京师范大学的北京校区或者珠海校区游学一年,提高学生的培养水平。

我认为,模式的创新让对口支援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对于学校来说,也需要转变工作方式,把对口支援工作当作学校中心工作的一部分,同时也作为教育扶贫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大学开展教育扶贫工作,对口支援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记者:刘校长,在您看来,受援高校最需要的是哪方面的援助?

刘仲奎:我认为受援高校最需要在教师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两方面得到切实的提升。一般来讲,受援高校的教师专业水平有待提高,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不是很高。我们希望继续选派一些紧缺专业的优秀青年教师到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通过这种方式改变教师队伍结构,提高教师队伍的水平。关于学科建设,我非常同意程书记的观点,对口支援的方式和内容应该有所创新。我们非常希望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一批在国内、国际学术界很有影响的专家教授,对我们的学科建设进行一些重点指导。比如说,帮助我们引导学科发展方向,整合力量,明确重点突破方向,监督具体措施实施,等等。

记者:对口支援只是一个中西部高校发展的助推力。刘校长,您从西部高校管理者的角度看,中西部高校的发展还需要哪些支持?还有哪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刘仲奎:这几年,中西部高校高层次人才向东部流动的趋势非常严重。现在有一个说法是:孔雀东南飞,麻雀也东南飞。比如,我们学校现在就面临着这方面的压力。从学校层面,我们会做一些感情方面的挽留,尽量希望他们对西部建设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或者至少可以做到学术成果共享。今年全国两会,我也提出建议,希望国家出台一些支持中西部发展,特别是支持中西部教育发展的有力措施,把目前中西部高校人才向东部流动的现状止住。用教育部陈宝生部长的话来说,叫“止血”。然后,再通过一些政策支持达到“输血”的效果。当然,我们中西部高校也不能坐等。我们要有所作为,强身健体,提高“造血”功能。

记者:在您看来,受援学校要提升“造血”功能,应该在哪些方面下功夫?

刘仲奎:要做的工作非常多。比如,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充分发挥学术带头人的作用,让教师在事业上有成就感,对中西部的经济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实现支援高校与受援高校合作共赢

记者:程书记,通过总结北京师范大学多年对口支援工作的实践与经验,能否请您对今后进一步开展高校对口支援工作提一些建议?从实际工作的角度看,如何做才能让这项工作达到预期效果?

程建平:对口支援工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所在,我们要做的工作主要是怎样更好地发挥这种优势。去年,我有幸到几所西部高校参加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通过这个过程感到有三个层面需要加力。

一是国家层面。国家应该制定一些向西部倾斜的政策。这几年,有关部门已经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比如,西部地区的教育部直属高校,去年每个学生的生均拨款比东部高校的学生增加了20%。这是经费上的支持,此外还要政策导向。陈宝生部长在今年全国两会上讲道,止住孔雀东南飞的现象,要先“止血”,再“输血”和“造血”。在我看来,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如果靠一味制止的办法是不太可行的,更多应该采用引导的办法。比如,国家可不可以设置一些西部工作岗位,鼓励东部的专家学者到西部开展工作?西部也有西部的优势,比如我们北京师范大学的史培军副校长到青海师范大学工作后,结合青藏高原的实际和自己研究的地理科学,提出了一系列可研究的问题。现在,大学也面临着一系列评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能否把对口支援也作为一个评价标准?这些问题都有待从国家的层面好好总结一下,从而充分发挥高校对口支援这项制度的优势。

二是地方政府层面。受援高校所在地的地方政府,要从更高的层面认识教育的重要性,无论是在政策上还是理念上都要更新,让中西部高校拥有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政策。

三是高校层面。支援高校要提高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支援”本身,要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定位支援高校与受援高校之间的合作,共同解决受援高校所在地区的关键问题,从而构建新时代高校对口支援的新模式。比如,我们北京师范大学现在支持青海师范大学,要从两所高校共同解决青海教育问题的战略角度上考虑。又如,提升我们国家基础教育的质量既是西北师范大学的使命,也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使命,我们可以组成一个“部队”一起攻坚克难。

记者:刘校长,站在受援高校的角度,您对高校对口支援这项政策有什么建议?

刘仲奎:我有三点建议。第一,对口支援对支持西部高校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希望这项工作能继续开展下去。当然,工作的开展要结合支援高校和受援高校的实际情况,在对口支援的方式方法内容等方面应该有所变化,不能总按照老办法去做。

第二,我认为对对口支援应有观念上的重新理解。对口支援不仅仅是支援高校单方面的付出,也不是受援高校单方面的接受。受援高校必须找到自己的学科优势、特色特长,从而和支援高校互相取长补短,在合作过程中达到共赢。

第三,我建议国家考虑出台一些支持对口支援工作的政策措施。比如,受援高校在支援高校的支持下在学科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能不能计入支援高校的学术成果中?特别是在目前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建设过程中,如果能统计进去,就非常有利于调动支援高校工作的积极性,也非常有利于西部高校学科建设方面的发展。

《中国教育报》2019年03月14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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